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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根除的受殖思維病毒
       王秋森

有關土壤污染整治的一段對話

三十多年前我與多位友人在美國洛杉磯發行『台灣新社會』月刊。那個年代(1980s)僑居於洛杉磯的台灣人經常舉辦各類集會。有一次我在一個環境保護座談會中擔任與談人。當時美國境內有許多加油站因地下儲油槽腐蝕而發生油品滲漏,導致嚴重的土壤染污問題。我在會中指出這個污染問題的整治方法是:除了將腐蝕的地下儲油槽換新,更重要的是將已受污染的土壤全部挖出,然後填入乾淨的土壤。聽眾中有一位同鄉回應說,原來你就是要將「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徹底根除,然後建立一個新國家。

其實我當時的談話只是針對環境保護議題而發,這位聯想力豐富的同鄉卻指出我的談話意在殖民統治體制的根除。他會有這樣的聯想很可能是曾讀到『台灣新社會』月刊在發刊詞裡指出:「危害台灣社會長達四十年的殖民、封建、與特權三大毒素,必須經過一個波瀾壯闊的,具有本土性、進步性、草根性的群眾運動才能徹底清除」。

事隔三十多年,最近看到蔡英文總統於今(2020)年1月14日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時表示:『我們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叫自己「中華民國(台灣)」』(參見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176208),讓我想起當年這段土壤污染整治的對話。

受殖思維病毒的製造者

今(2020)年元月以來,許多國家深受源起於中國武漢的肺炎病毒入侵的威脅。世界衛生組織(WHO)於去(2019)年12月31日,接到中國當局有關其湖北省武漢市出現原因不明的病毒性肺炎的疫情報告。疫情持續惡化後,世界衛生組織於今年元月30日宣布此次疫情已構成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A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PHEIC),並於2月11日將此病毒性疾病定名為COVID-19;其中COVID是coronavirus disease(冠狀病毒性疾病)的縮寫,19代表其最初出現於2019年。據世界衛生組織於2月14日提出的疫情報告,全球確診病患64,437人,死亡人數1,383〔參見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situation-reports/20200214-sitrep-25-covid-19.pdf?sfvrsn=61dda7d_2〕。在中國的壓力下,世界衛生組織將台灣、香港及澳們的數據列於中國項內。對其分類加以更正後的數據是:中國境內的確診病患63,851人,死亡人數1,380。

前述加油站的土壤污染問題係滲漏油品中的化學性危害物質造成的,而COVID-19則是具傳染力的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具有人傳人特性的病毒,可從一個病患傳給他曾接觸過的人,因此其衝擊範圍遠大於化學性危害物質。

COVID-19病毒的猖獗令人聯想到另一類病毒—思維病毒—的危害。蔣介石冒用「中華民國」名稱建立的流亡政權(exile regime),長期在台灣施行殖民統治。其對人民心理健康的傷害是透過教育與宣傳的洗腦手段製造的受殖思維造成的。類似於危害人體健康的病毒,危害心理健康的受殖思維也具有傳染力,因此可稱之為受殖思維病毒(colonial mentality virus)。已感染受殖思維病毒的老師會將它傳給學生,已感染受殖思維病毒的長輩會將它傳給幼輩,已感染受殖思維病毒的朋友會將它傳給尚未被感染的朋友。對台灣人而言,「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代表的是殖民統治體制,是受殖思維病毒的製造者。因此「中華民國(台灣)」這個名稱的涵義是,隸屬於受殖思維病毒製造者的台灣。

殖民統治造成的傷害

「中華民國」製造的受殖思維病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侵入台灣。1945年10月25日,蔣介石利用盟軍最高統帥指令在台日軍應向他投降的機會,將託管地台灣納為「中華民國」的殖民地。蔣介石被逐出中國後,於1950年3月1日在台灣建立流亡政權,冒稱「中華民國」,繼續採取威權統治(authoritarian rule)與殖民統治(colonial rule)並施的體制。

台灣淪為「中華民國」殖民地後的歷史可分為蔣據時期(1945-1988;蔣經國於1988年1月13日去世,蔣據時期隨之終結)及後蔣據時期(1988-)。蔣據時期採行的殖民統治政策涵蓋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四個面向。其對台灣人的排擠措施包括:1947年在中國選出的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無限期繼續行使職權;公務人員高普考試依照「省區人口數」訂定錄取名額,藉以限縮台灣人的錄取機率;對二次大戰後移居台灣的中國人提供優惠,俾強化他們對政權的向心力,同時製造他們與台灣人之間的摩擦,以利其分而治之的策略運作。

蔣據時期的殖民地文化政策包括:規定「北京話」為國語,嚴禁台灣學生說母語;透過教科書、媒體、電影、歌曲及小說灌輸中國意識;因為沒有機會從課本、媒體或課外書籍讀到具有台灣史觀和台灣意識的論述,不少學生淪為對台灣史幾乎一無所知的史盲;許多街道和學校以中國的地名、人名或與三民主義相關的名詞命名;在校園、車站等地打造蔣介石的銅像。

殖民地文化政策製造的思維病毒對受殖者的心理及思維造成深遠的傷害。受殖者因感染了這種思維病毒而建立扭曲的價值觀,輕視本土文化與歷史;甚至於質疑反抗殖民統治,追求獨立建國的必要性與正當性;從而養成順民的人格特質,在高壓的殖民統治下選擇服從。此外,因為思想被束縛,一些年輕人對問題的思辨能力受到嚴重抑制,使他們毫無懷疑地接受蔣記流亡政權為統治而編撰的假歷史,產生錯誤的國族認同。

變種的受殖思維病毒

蔣經國去世後,「中華民國」的殖民統治體制進入後蔣據時期。蔣記流亡政權由蔣家父子長期培養的國民黨門徒與成立於台灣本土的民主進步黨黨員延續香火。雖然自1996年開始總統改為民選,但其法源依據是「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歷次修憲的結果延長了「中華民國」的壽命。雖然政治開始民主化,「中華民國」憲法仍緊緊綁住政治體制;蔣據時期建構的殖民地型文化並未褪色,受殖思維病毒仍有如鐵鍊束縛著一些人的思想。

生活在後蔣據時期的今天,人們隨身攜帶的是「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使用的紙鈔大多印有蔣介石和孫中山圖像;郵件交由中華郵政傳遞;市話透過中華電信撥打;出境時使用的是「中華民國」護照,而且搭乘的大半是中華航空班機;看到的「國旗」是青天白日滿地紅;聽到的「國歌」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而這個吾黨指的是「中國」國民黨;住家的街道名稱有不少是中國地名;常去的景點是故宮博物院、國父紀念館及中正紀念堂;往來接洽的許多公私機關、社團、公司使用與中國相關的名稱。

蔣據時期遺留下來的殖民地型文化持續製造變種的受殖思維病毒,危害人們的心理健康。一些成長於後蔣據時期的年輕人,因為沉浸在上述的殖民地型生活環境中,感染了變種的受殖思維病毒,對「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沒有惡感。他們接受一些政治人物提出的誤導說法:台灣已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叫「中華民國」。這些年輕人自認為是天然獨,其實是帶有順民色彩的華獨,期望以「中華民國(台灣)」的名稱,維持不受中國併吞的現狀。

冒牌國名帶來的困擾

被逐出中國後,蔣介石冒用「中華民國」這個名稱,在託管地台灣建立蔣記流亡政權。蔣介石父子堅持使用這個冒牌名稱,主要是為了維持其流亡政權的正當性,同時亦可藉以繼續施行殖民統治。在後蔣據時期,以「中華民國」這個名稱繼續維持流亡政權的必要性業已喪失,執政者雖曾使用「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台灣」等不同中文名稱,卻都保留「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後蔣據時期的執政者提出上述這些中文名稱的目的是,企圖消減人們對國家定位的疑惑。雖然這些名稱的意義極不明確,卻也有一些人選擇接受。其實「中華民國」就是中國,這是國際社會認定的。至於執政者提出的英文名稱,無論是Republic of China, Taiwan,Republic of China (Taiwan),或Republic of China Taiwan,其簡稱都是 Taiwan, China(中國台灣),其中Taiwan只是一個地名,China才是國名。因此上述這幾個英文名稱,都無法用來對抗中國政府要求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承認台灣是其領土的蠻橫作法。也因此有許多國家政府及國際組織,尤其是經濟上謀求獲得中國政府協助的一些國家,都一面倒地接受中國政府的要求。譬如,在因應這次病毒性肺炎疫情時,世界衛生組織以及若干國家的政府採取的態度便是將台灣視為中國的領土,給台灣執政者帶來極大的困擾。

台灣的執政者叫自己「中華民國(台灣)」,卻要求其他國家的政府對「中華民國」與中國這兩個名稱加以區別,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只有自己捨棄「中華民國」這個名稱,才能解決外國政府將台灣視為中國領土的困擾。若要捨棄「中華民國」這個名稱,則必須經過制憲建國的過程才能達成。

受殖思維病毒的根除工程

讀大學的時候曾聽過一位教授說,要將一棟老舊的建築物修改到符合標準規格,比蓋一棟符合標準規格的全新建築物難。也曾聽過一位裁縫師說,要將一件舊衣服修改到合身,比縫製一件合身的新衣服難。這兩個見解也適合用來比較修憲與制憲、改名與建國的難易程度。有些人認為修憲比制憲容易,改名比建國容易;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抱持這種想法的人,將持續受殘留的「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製造的變種受殖思維病毒的危害,最後甚至於淪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殖民地人民,與今日中國境內的維吾爾人和圖博人同樣被中國政府迫害。

類似於土壤污染整治,建國工程必須將殖民統治的架構—「中華民國」憲法—廢除,以台灣憲法(其中包括國號及國旗的制定)取代。類似於病毒性疾病的防治,危害人們心理健康的受殖思維病毒的根除工程,必須將「中華民國」殖民統治體制構築的殖民地型文化全部清除;亟待進行去殖民地化的主要工作包括:(1) 各級學校的歷史課程應以學習台灣歷史為主,(2) 更改以中國地名、人名或與三民主義相關的名詞命名的街道、學校、公私機關、社團及公司的名稱;(3) 移除所有蔣介石的銅像;(4) 廢除故宮博物院、國父紀念館及中正紀念堂;(5) 銷毀印有蔣介石和孫中山圖像的紙鈔。

台灣人的願景

維持現狀,繼續承受中國政府的文攻武嚇不應是台灣人的願景。期待將來中國民主化後與之合併,是遙不可及的願景。透過華獨及更改「國名」的方式以保持與中國的區別,是極可能適得其反的願景。

台灣人的願景應是建立自己的國家,並於建國後與世界各國攜手共同維護和平、自由與民主。面對蠻橫的中國政府,挑起建國工程的重任是這一代台灣人的歷史機遇。看到港人多年來為爭取民主自由而進行的艱苦奮鬥(參見王秋森,歷史機遇的召喚,太平洋時報, 2019年8月26日),我們深感敬佩,但同時也感到憂慮,港人若不明確提出獨立建國的願景,則將無法抗拒中國政府的侵門踏戶。衡諸中國政府在病毒性肺炎疫情蔓延於其國內時,竟連兩日派遣軍機繞台及跨越台海中線(參見https://www.cnbc.com/2020/02/12/china-crossing-into-taiwan-airspace-was-completely-inappropriate.html),可見台灣人採取的策略無論是獨立建國或華獨改名都必須做好充分的禦敵準備。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越南人民獨立建國運動的領導者胡志明曾說過:沒有什麼比獨立自由更可貴。他這句話很值得台灣人深思(參見王秋森,「越南人民做到了,台灣人民還須繼續打拚」,民報,2017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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