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洛杉磯台灣會館台灣學校舉辦學期成果展兼歡度春節。圖為學員們與三太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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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由永遠是普世價值  

埃及在1952年的軍事政變，法老王國(King Farouk) Mahammad Ali王朝的被推翻，軍事強人納瑟(Gamal Abdel Nasser)一上台就將報紙收歸國營，凍結憲法，逮捕反對他的人士。當年具有理想主義的學生及知識份子群起抗爭，導致1954年的學生運動，由大學大門走入開羅街道，在跨尼羅河的大橋上，軍隊開火射殺鎮壓，引發全民起義，納瑟不得不表示讓步，但不幸在雙方合談中，代表反對力量之一的政客們，出賣民主、自由的理想和軍事強人妥協。使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夭折。

後來蘇伊士運河危機(1956)以阿戰爭(1967, 1973)，納瑟成為阿拉伯世界的當然領袖，直到1970年去世為止，他以鐵腕統治埃及。1970年沙達特(Anwar Sadat)繼任總統，在美國總統卡特斡旋下，以色列自所佔領的西奈半島撤兵，歸返給埃及，以埃簽定和平協定。不幸1981沙達特被暗殺，副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繼任，30年來，他的貪腐獨裁專政為埃及帶來政治不修，經濟不振，人權不彰，使埃及成為回教極端份子的溫床。

若有機會去埃及旅遊的人士，雖住在觀光旅館，也能體會出埃及人民的困苦。埃及人民受突尼西牙人民起義推翻獨裁者的啟示及鼓勵，3週前開始，由學生及知識份子領導自動自發走向街頭，終於迫使穆巴拉克辭職。

當然，長年來，美國每年以十多億軍經援助，支持埃及政府，為的是希望埃及能安定，不致落入極端回教份子手中，重蹈當年伊朗政變巴勒維王朝被愛亞托拉柯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所領導的回教基本教義派推翻，成為中東反美勢力的司令部。但是，最近民主、自由的潮流，衝擊非洲，埃及、葉門、突尼西亞、蘇丹(南蘇丹剛完成獨立公投)，在沒有外力的指使下紛紛起義。這不是杭庭頓Samuel Huntington所指因為人類文明的衝撞(Clash of Civilization)引起的衝突，而是以現代化的工具(Twitter)，不分宗教，及階級，全民爭取基本人權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受高等教育卻面臨失業的年輕人占全埃及人口的3分之1, 他們是這次革命的主力。

全世界人民都在注意美國的反應，尤其是中國人民。代表少數統治階級利益的中國共產黨(這是普林斯頓學者林瑞克Prof. Perry Link的用語)以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來換取他們統治中國的正當性。他們施點小惠給中國國內外的紅頂商人，使這些人分到一些好處，就對胡、溫的領導階層歌功頌德，甚至對中國效法北朝鮮金正日指派其子出任領導人，幾個中共領導人就決定習近平出任領導人的方式，給予合理化，表示減少動亂，優於美式選舉所造成的混亂。有些學者更是睜著眼睛說瞎話，說開發中國家，例如中國(1.2兆外匯存底的開發中國國家？)有他們的國情及規範(Norms)，不能完全採取西方的民主、自由及人權。如果翻開歐洲民主發展的歷史，1500年代文藝復興前，歐洲統治階級(包括權傾一世的教皇)不也持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理論和心態嗎？

因為近十年全世界經濟過分的發展，已經使中國的統治者以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精神，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方法鞏固政權，使中國人民的人權倒退了十多年，造成美國有史以來，在白宮以國宴的規格接待一位獨裁者，一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總統，竟然舉杯祝賀一位將自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人民判重刑下監的獨裁者「政躬康泰」。

看見埃及人、突尼西亞人為爭人權、反獨裁而奮戰，今人想起2002年，小布希總統(G. W. Bush)在美國國家安全策略(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的話：「20世紀自由和專制的鬥爭，堅持自由的力量終於獲得決定性的勝利。唯一能讓一個國家永續成功的典型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及自由市場上。21世紀，只有那些堅持維護其人民基本人權、保證他們政治及經濟自由的國家，能夠激發該國人民的潛能，享受長治久安的繁榮。」

我們相信，中共政權、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的同意，有一天當人民起來爭取他們的人權時，自由世界，尤其是歐美日人士不要重蹈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錯誤，讓中國人民再次失望，更不要再以國情不同為由，將中國政府對這些勇敢人民的壓制視而不見，因為歷史的演變，常常是出人意料之外。前美國國務卿萊斯(Condoleezza Rice)在大學是專們研究蘇聯政治，她在1990年蘇聯崩潰前，竟沒有一篇論文提到這歷史大地震的可能性。可見,連歷史學家都會跌破眼鏡，何況是政治家。